与唐宋相比，明代文学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明代文学在文学史上比较特殊，正统文坛的特色不鲜明，反而是在当时一些不是很受重视的文体在后世评价很高。

古典文学如果做一个大致的分类，明代比较有特色的是主流文体的“诗文”、游戏文体的“词”以及通俗文学的小说、戏曲。

它们与唐宋时期相比，都有非常明显的差别。

“诗文”的拟古风气和小品文的光辉

明代主流文坛最大的特色就是“模拟”，对于先秦两汉和盛唐文学非常崇拜，以至于出现了非常多的流派都已拟古著称。

比如著名的青丘子高启，他就以拟古著称，并且是当时甚至是有明一代在诗歌拟古上最为出色的诗人。

其他流派都有模仿的对象，或两汉、或魏晋、或盛唐、或六朝，在山水、田园等等流派上也比较固定，而这个高启却是对于各个时代、各个流派的诗歌都非常擅长模仿，创作出了的诗歌有着那个时代的神韵。

但可惜的是，他的优点也同样是其缺陷。这样一位才学华茂的诗人，因为去世太早，并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以至于在诗坛地位并不高。

其他的诸如明朝的“前七子”与“后七子”，在拟古一途上虽然热衷，但质量实在不高，斧凿拘泥，刻意的痕迹非常明显。

他们更是提出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在文坛上掀起了一股持续了非常久的复古风潮。

而与之唱对台戏的也大有人在，那就是以茅坤、归有光、唐顺之等为首的“唐宋派”。

这些人公开反对前后七子的“文必秦汉”的观点，虽然认可先秦两汉文章的价值，但对于唐宋的文章更为推崇。

从实际来看，归有光等人反对的不是文章的朝代，而是前后七子提倡的只注重模拟风格而使得文章缺乏思想的弊病。

但是，唐宋派从拟秦汉变为拟唐宋，其实也没有脱离拟古的窠臼。

这也与当时的社会现状有关，前七子的首领李梦阳、何景明以及后七子的首领李攀龙、王世贞都是文坛执牛耳者，其影响力极大，唐宋派并不足以与之抗衡。

然而，更需要看到的是，明朝为何会兴起拟古的风潮？

这就与文脉传承有关了、先秦两汉古文极为质朴，而魏晋玄学兴盛、六朝绮糜文风。到了唐代韩流古文运动之后才有了转变。，之后传承都较为稳定。

但是，明朝之前的元朝，文脉其实是中断的，很多传统与风气都中断了近一个世纪之久。因为文人地位的低下，为了谋生不得不转而写作通俗文学，比如传奇、戏曲、杂剧等等作品。

这就使得正统文坛主角的“诗文”风气没落，几乎没有大家。

那么，明代重续文脉，必然有一个学习的过程，这就是有明一代拟古盛行的根本原因。

也就是说，不是这些文人没有自己的思想，而是时代的客观原因使得他们不得不走向拟古的道路，其实这批人的学识还是很了不起的。

值得一提的是，晚明时期在“散文领域”里出现了一种小品文，虽然在当时并没有称为主流，但却是后世最为推崇的作品。

著名作家比如张岱、袁宏道、叶绍袁等等，或以日记形式、或以随笔形式记录个人生活、情感，比较有灵动性。

而这种文体最大的价值就是创作者都是传统的文人，有着士大夫的情节，所以他们的生活经历以及情感变化的来源多是社会现实，这就使得他们的文字有了反映社会的功用。

比如张岱《湖心亭看雪》，被很多版教科书收入到了课本之中，很多人都熟悉。

这篇文章创作于明亡之后，是一篇追忆的山水小品，开篇就是“崇祯五年十二月”。

如果知道这篇作品是收入了《陶庵梦忆》之中，就会联想到张岱的自序：

鸡鸣枕上，夜气方回，因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今当黍熟黄粱，车旅蚁穴，当做如何消受？遥思往事，忆即书之，持向佛前，一一忏悔。

当可明白这些传统士大夫在亡国之后的心绪变化。

再比如叶绍袁的《甲行日注》，其中记载了其出家为僧的过程，并且交代，如果明朝复国有望，那么亲人还有团聚之日；否则就是永无相见之日了。

可以说写得非常悲戚，但也可以反映当时一些有着很高社会声望的学者在面对清廷征召之时的选择，遁入空门也不愿出仕新朝。

这些文字因为其生动感人，充满着鲜活的个人气息，有着非常明显的个人色彩，所以对比于之前的前后七子、唐宋派等都更有传播力。

因为其在客观上反映了社会状况，所以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透过这些作品的个人情感，可以很好地探究到当时文人对于家国之变的心绪。

所以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说其如匕首、如投枪，有着惊人的战斗力和生命力。

明词“淫哇”和通俗小说的崛起

抛开正统文坛的“诗文”，明代的词作其实并不好，有着“淫哇”的评价，可以说是非常低质的。

这也难怪，词这一文体起源有很多种说法，六朝说、初唐说、盛唐说、五代说等等争论，莫衷一是。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文体在两宋得到了较好的发展。

然而可惜的是，两宋之际的“词”就像一朵莲花，还没有完全绽放的时候，就被元朝不重文化的风气所摧毁，一时间除了元好问等人之外，鲜有优秀的词作者，这种文体也沉寂了近百年。

“词”真正的成熟其实要算到清朝，所以清词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这就不难看出，明代的词其实是隔着百余年文脉的中断，向唐宋学习。接续文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词本身又是游戏娱乐的文体，多用于宴饮欢谑以及歌栏瓦肆，所以在承继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也要捡起这样的风格。

这就是明词“淫哇”的根由了。

即创作上本身就非常生疏，缺乏传承，又放大了词体自身原本的功用。

所以有明一代的词几乎没有大家，但也偶有优秀作品。比如后来被放在了《三国演义》卷首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就是明代杨慎的作品。

但值得注意的是，因为元代有非常多的文人从事通俗文学的创作，以至于明代社会里，民间的通俗文学基础非常好，受众极广，正好符合了通俗作品逐利的性质。

于是，有非常多的小说、戏曲问世。

可以和唐代传奇对比一下，比如元稹《莺莺传》中的语言就非常典雅华丽，根本不想是民间通俗作品的风格。

崔之出人者，艺必穷极，而貌若不知；言则敏辩，而寡于酬对。待张之意甚厚，然未尝以词继之。时愁艳幽邃，恒若不识；喜愠之容，亦罕形见。异时独夜操琴，愁弄凄恻，张窃听之，求之，则终不复鼓矣。

这是《莺莺传》中的一段文字，可以看到非常的工整，在后世通俗小说中极为罕见。

而虽然明代有很多题材、故事都是来自于唐传奇、宋话本，但其风格更为市井。创作者在创作之初就以迎合大众口味为目的，作品中有很多生活气息。

这种文学样式是在明代才出现的，之前的元代只是戏曲、杂剧的兴盛，影响力还不是特别深远。直到了明朝，通俗文学得到了非常有利的发展环境，这也和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关，更追求精神文明的熏陶。

所以说，明代文学与唐宋等朝代相比，在正统的“诗文”领域其实是远远不如的，几乎没有能兴起一代文风的大家；而词的创作也不如前面的两宋和之后的清朝，地位也非常尴尬。

但是在通俗文学的领域和一些较为具有私人化的短小散文中，它的价值是其他朝代无可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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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山水散文和明清山水散文的不同？

　　先秦时期：文史哲不分家，散文作品往往集实用性、哲理性、文学性于一炉。哲学家用散文说理，产生了诸子散文，如《论语》、《孟子》、《庄子》等；史学家用散文纪事，产生了历史散文．如《左传》、《国语》、《战国策》等。诸子散文以论说为主，历史散文是以记言记事为主。

　　2、汉魏六朝时期：

　　（1）战国末期至秦汉时代，出现了书，记，碑，铭，论，序等个体单篇散文，散文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独立的文学地位。如秦代李斯的《谏逐客书》、东汉班固的《苏武传》是非常具有文学性的散文。

　　（2）赋是汉代文学的代表，它其实是介于韵文与散文之间的一种特殊文学样式，但它可划分为广义的散文范畴。赋起源于战国，兴盛于两汉。赋大体经历了骚体赋、大赋、抒情小赋三个发展阶段。两汉时期大赋盛行，代表作有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甘泉赋》《河东赋》等。魏晋南北朝时期大赋衰落，抒情小赋占主导地位。如曹植的《洛神赋》、王粲的《登楼赋》、江淹的《恨赋》《别赋》等。

　　（3）代表两汉散文最高成就的是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它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的历史。全书以人为经，以事为纬，开创了我国纪传体史学和传记文学的新纪元，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塑造了一系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语言高度个性化，极富形象性和表现力。它是后世叙事散文的典范，并对小说、戏曲的发展有巨大启发和影响。

宋代散文-唐宋散文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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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古文运动，虽然是韩、柳古文运动的继承和发展。但欧阳修、三苏、王安石、曾巩在散文创作上，却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宋代的散文风格，和唐代的散文风格是不大相同的。大致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宋代散文舍弃了韩柳散文的古奥艰深、「沉浸浓郁」的特点，发展了平易自然、「文从字顺」的特点。欧、苏、王、曾的长处虽各有不同，但却有共同特点：他们的风格比起唐代散文更见议论透辟，叙事生动，写景自然，抒情真实，这些完全是在适应历史的环境下发展起来；更切合当时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需要。因此，宋文对后世的影响远较唐文为大。

二、谋篇布局不大相同：唐文讲求纵横开阖、波澜起伏的气势，在转折连接处，讲求出人意外；宋文贵乎迂徐舒缓，不露锋芒，要如行云流水，舒展自如，洋洋洒洒，而又富有逻辑性和表现力。

三、语句安排不大相同：唐文注重推敲字句，时杂入险怪新奇句式及字眼；宋文平顺简易，语言通达流畅，最为特色。

中唐时代韩愈、柳宗元领导的古文运动，到了晚唐五代，李商隐、温庭筠等人，专事写作追求辞藻和专求华美的四六骈文，六朝风气又盛行起来，一直蔓延到宋初。那时，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主盟文坛，诗文学李商隐，恢复了骈丽文，由于杨亿编有一本《西昆酬唱集》，参加酬唱者，除上述三人外，尚有十四人，在诗集序言中，杨自述其诗是「雕章丽句，脍炙人口。」他们喜作骈文，一样是不顾文章的内容，只注意形式上的对偶工巧、音调和谐，和字句的美丽而已。这风气在文坛盛行了三四十年。欧阳修说：「杨刘风采，耸动天下」可见西昆体势力之盛。

当时文士石介、柳开、孙复、穆修、尹洙等，虽鼓吹古文运动，主张文道合一，提出「明道」、「致用」、「尊韩（愈）」、「重散体」、「反西昆」五点，用意甚善，但在创作上，成绩不大，因此未能扭转风气。直到欧阳修出来，才能继承韩柳功业，一扫「西昆体」作风，使宋代散文获得巨大的成就。

欧阳修在政治界学术界占有重要的地位，威望很高。他不仅是散文大家，诗、词、骈文也是一代名手。倡导古文运动取得成功，是因他不是专发议论，同时在创作上也有优异的成就。同时，有他的朋辈尹洙、梅尧臣、苏舜钦等切磋，门下士苏轼、曾巩、王安石等推动，古文运动便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集团，而达到比韩、柳时代更有力更普遍的成就。

在文学思想上，欧阳修是重道又重文，先道而后文。他说：「圣人之文，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答吴充秀才书》）又说：「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还提出学者要以韩文为学习对象：「学者当至于是而止尔」（《六一题跋》）。后来，韩文竟行世三十多年。由于古文运动成功，散文得到发扬光大，便取代了骈文地位。而唐、宋古文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的散文系统因之建立，成为后人不可动摇的典范。

北宋的古文运动，是以复古为号召的文学革新运动，在欧阳修、王安石和三苏的大力倡导之下，继承了韩、柳的成就，进一步摆脱汉魏以来辞赋家习气，一直影响到明清。晚明的归有光、唐顺之（唐、宋派）、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公安派）、锺惺、谭元春（竟陵派）和清代的姚鼐（桐城派）、曾国幌等，都是沿着八大家的道路前进。这个运动的余波，到了近代五四新文学运动起来，才衰落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