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政论散文有什么样的艺术特色？
宋朝在科举中广设文职，大量笼络读书人，鼓励他们上书言事，阐述救国救民的道理和对时政的意见，政论散文成了当时文人们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工具。
他们以此参加政治斗争，议政说理，抨击时弊，论辩驳难，显示了巨大的战斗作用，同时也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总的来看，此时的政论散文主要呈现出以下4个艺术特点：
1、行文尖锐犀利，真率无忌，无所畏避；
2、镇密如针，不拘一格的论证；
3、利用比喻、对比及骈散结合手法，使得说理更有感染力
4、具有嫉恶如仇，真挚浓厚的感情色彩
01 行文尖锐犀利，真率无忌，无所畏避
宋代政论散文的作者大多是儒生，他们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从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由于自幼饱读诗书，谙熟历史典故，注意总结整理中国历代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作为治国治本的借鉴，故此，他们观察敏锐，思想深邃，总是力图从史学的角度来分析现实问题，大都具有一种了然心中的气态。
又由于他们当中许多人在朝为官，直接参与政事，因而对朝政腐败，外族侵扰，百姓困苦不堪的生活有深切的感受。指摘朝政，精辟确当，揭露弊窦，尖锐犀利，许多见解出语惊人而又合乎情理，甚至常常有预见性。
如苏轼的《教战守策》，在宋朝所谓百年无事的“太平盛世”就居安思危，透过繁华热闹和平安定的面纱，看到隐伏的政治军事危机，估计到战争不可避免。他意味深长地指出：
“当今生民之患……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战者，必然之势也……”
他通过对当时严峻形势的分析，警告那些沉溺于歌舞升平生活，对战争危险丧失警惕的人们战争必然会发生。这无疑给人们敲响了警钟，历史事实也证明了这种预见的科学性。
宋代政论散文还体现了“发言真率，无所畏避”的特点，坚定地亮明自己的政治观点，说出应该说而别人不敢说的话。这样的文章才尖锐、有内容，有力量。
如欧阳修的《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就是一篇“不避群邪切齿之祸，敢于一人难犯之言”的典范作品。这件事发生在仁宗统治时期，当时新旧势力斗争十分激烈。
守旧派阵营十分强大，优柔寡断的皇帝为其所左右，他们极力排挤新派人物。杜衍、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一批正直官员相继被罢黜，赶出朝庭。
众官明哲保身，或噤若寒蝉，不肯为一语，或随声附和，模糊是非。在这种情况下，欧阳修挺身而出上书皇帝，为这批人员抱不平:
“杜衍为人清慎而谨守规矩，仲淹则恹廓自信而不疑，琦则纯信而质直，弼则明敏而果锐，四人为性不同，皆归于尽忠……此四人者，可谓天下至公之贤。”
并向皇帝含蓄地指出，四人一旦被罢黜，天下之士，都会认为朝廷不用贤人，隐隐地暗示出皇帝的错误和危害性：会使人们在思想上产生混乱，难辨真伪，同时会使“群邪相贺于内，四夷相贺于外”，出现亲者痛，仇者快的局面。
在封建等级观念严重，皇帝金口玉言、出口即法律的封建时代，欧阳修如此大胆的抨击无疑是触动逆鳞的，稍有不慎，即可罢官、入狱。
然而，也正是由于有这种敢于坚持真理，许言直谏，不向压力屈服的精神，才使他们的文章掷地有声，流传千古。
02 镇密如针，不拘一格的论证
一篇优秀的政论文也必须像砍木柴一样顺着它的纹理运斧，一步一步深入下去，把道理析透。紧紧抓住关键向题，不枝不蔓，一线贯穿，围绕这个中心组织材料，进行论证，做到烦而不乱，肆而不流，开阖有法，形成严谨的结构。
宋代政论散文大都体现了这一点。如苏轼的《隐公论》，论述了鲁隐公、李斯等五位历史人物所遭遇的祸福，指出五人的“智”、“愚”，从而揭示了赵高等形形色色乱臣贼子的本质。
苏轼把他们比作强盗、毒蛇，不论人君、人臣，如不明智地对付，而采取“愚而听之以保己”的错误态度，必然纵恶遗患，招致杀身之祸。整篇文章杂而不乱，五人五事以“智”字贯穿，使主题明确而集中。
又如王安石的一些短小的驳难文写得婉转曲折，而又一以贯之，使人感到气长。《读孟尝君传》全文100余字，三次转折，但都围绕“得士”与否这个主题。
一开始说世称其能得士“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下面一转说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怎能说“得士”？不然凭借齐国的强大，得一士则足以制秦。何必借鸡鸣狗盗之徒以脱秦。最后一转说，正因为多鸡鸣狗盗之徒，所以士不至，归根结底还是不能得士，令人心悦诚服。
写好政论文，做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论据十分重要。宋代政论散文大多选用史实或典籍作根据，不仅要求材料标明显义，精确可靠，而且运用的数量较大，有时甚至做到一步一个论据，层层推理，层层印证，不由人不信服。
例如欧阳修的《朋党论》列举了尧、舜、殷封王、周武王；汉献帝、唐昭宗等一系列正反面的历史事实，总结出君主应当退小人之朋而进君子之朋的政治经验。
苏轼的《平王・志林》为证明自己的观点，一连列举了历代有关迁都的十三件史实，分析了其中有并非因为惧怕外族而迁都的，有的虽然存在异族威胁，但坚持抗战，终不迁都的，这些国家都兴盛了起来；而那些因为害怕而迁都逃避敌人的都不免于灭亡，以此来驳斥北宋时期畏敌迁都之议，水到渠成。
由于这种由真实确凿的论据必然推出真实结论的方法很具论证性，且写起来简单明了，所以来文多用此法。当然，只用这种方法要表达说明丰富的内容显然是不够的。
宋代政论散文为使文章组织严密，逻辑性强，还采用了多种灵活的推理方法，从不同的角度把论题引向深入，如高屋建领，锋芒所向无敌，又如蜘蛛飞线，布下天罗地网。
苏辙的《三国论》就运用选言推理的方式，通过一系列的对比，把可能发生的几种情况、结果列出来，排除掉那些片面的，顺理成章地把自己所要论述的观点推出来。他写道：
“天下皆怯而独勇，则勇者胜；皆暗而独智，则智者胜。勇而遇勇，则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则智者不足用也。夫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难，蜂起而难平。”
这种层层深入的方法既新颖又有柳暗花明的感觉，能一下子引起人们的兴致。
而欧阳修在《与高司谏书》这篇文章的论辩过程中，则运用二难推理的方法，指责高若纳:“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之事”，为范仲淹等辩诬，痛快淋漓。
他指出谏官的职责是为皇帝选贤去庸的，如果范仲淹不贤明，当提拔他时，高若纳没提出不同意见，是应受指责的；而范仲淹确是贤才，当他被贬之时，高若纳不但不营救，反而落井下石，无理责难，这更是应受指责的，所以不管怎样辩解，高若纳的行为都是不对的，都应受到正义的谴责。
这种把对象逼到进退维谷之处而猛烈抨击的手法实在高明，让君子长气，小人胆寒。
另外，欧阳修在《纵囚论》中还采用过一种以普通人情立论和推理的方法，很是奇特。史书记载，唐太宗把一批犯了死罪的犯人放出来回家，后来以此来说明太宗的英明和太平盛世的安定。欧阳修按人情常理指出，即使是君子，做到从容不迫地就义也是相当困难的，况且一批不知信义的亡命之徒，本来就是:“罪大恶极，此小人之尤者”，明知去死，他们能讲信用按时回来，这是根本做不到的。
再则，如果杀人者都不死，天下必会大乱。以此攻破史官的不实赞美之辞，说明治理国家:“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递情以干誉”，合情合理，使人信服。
总之，宋代政论散文采用的推理方法很多，一般常见和容易看出来的，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03 利用比喻、对比及骈散结合手法，使得说理更有感染力
一篇政论文要说服人，达到实现自己政治主张的日的，只靠抽象的推理，做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还不够。因为推理毕竟是理性的，即使逻辑相当严密，也很容易形成枯燥的说教，使人不能卒读。
所以宋代政论散文有时采用生动的比喻，有时利用对比，引物连类阐明道理，把抽象的逻辑推理难以表达出来的意思，寓于一幅生动的色彩鲜明的画面中去，由于画面本身体现要说明的道理，再加上感染力强，明白易懂，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易于接受，收到比单纯推理好得多的效果。
通常情况下，宋代政论散文多把两者结合起来运用，在形象化说理的基础上，进一步用逻辑推理加以阐述，起到震撼人心的作用。
苏询的《六国论》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范作品。作者在叙述六国祖辈创业艰难，而其不肖子孙败家亡国行为时，就运用了一段出色的描绘，客寥数笔，画面生动而寓意毕现：
“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
绘尽了祖辈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历尽艰辛开拓疆土之苦。
“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之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
则描尽了六国子孙不珍惜先辈血汗所得，腐败无能，以及秦国虎视耽耽，大肆掠夺吞并的嘴脸。
在这里，作者顺势推理点明“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这个事实，从而推出“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势之必然，令人警醒叹服，仿佛真的看到六国在熊熊烈火中灭亡的惨景，触目惊心。
苏轼的《教战守策》也是运用形象化说理较为成功的一篇。他把“天下之势，譬如一身”，通过“王公贵人”总是养尊处优，处心积虑地保养身体，但遭风雨就常得病，而“农夫小民”终岁在霜露寒暑中辛劳而“未尝告病”的对比，指出致病的原因就在于“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进而把这个比喻类推到国家，可以看出：
“天下之人骄情脆弱，如妇人孺子，不出闺门。论战斗之事，则缩颈而股僳；闻盗贼之名，则掩耳不愿听，而士大夫亦未尝言兵，以为生事扰民，渐不可长。”
这种病态的状况也是“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它的后果是相当危险的。作者用通俗形象的画面，结合人们日常生活的体验，把深奥复杂的国家政事，变成人人可以理解的日常话题，来唤起民众的责任感和爱国热情。
像这样生动形象说理的例子在宋代政论散文中是相当普遍的，不一而足。同时，宋朝的政论家有许多是文学家和诗人，他们的修养和特长总是有意无意地在政论文中有所显现，使其形式表达富有新鲜色彩。
为了避免说理的枯燥，他们常利用声音变化和句子安排上的错动，使声调抑扬顿挫，句式波澜起伏，读超来琅琅上口，流畅而富有乐感和形象性，这样，文章就显得生动活拨。
故此，优秀的政论文在引里历史材料时，一般都不作简单的三段论式的排列，而是精心地安排在文章最恰当处。特别是不容易排列的数字，陌生呆板的姓名，过于简单的事件，都缺乏形象性，易导致枯燥的堆砌，使人望而生畏。
苏轼的《六国论》在这方面就处理得比较好，在第一段中，从“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至于秦汉，作者一连列举了越王勾践，魏无忌，齐田文等十余人及他们“养士”的具体数字，但因为作者运用了简炼概括的语言，使用骈散句，调整了长短句安排，使文字具有跳跃性和节奏感，不会给人以累赘、重复的感觉。
这种作法收到一举两得的效果，既充实了论据，又增强了气势。骈散句式的应用，在宋代政论散文中也较常见。一般情况是以散行为主，兼收骈文的一些长处。
散句大多写得自然随便，或多或少，引证材料说古论今，不受拘束。而骈句语言简炼，寓意深广，且多是排比句，整齐匀称，连续运用可增加文章的力量，一气呵成。
二者结合起来既转折灵活，机智多变，又如行云流水，无所阻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就有独到的神韵之笔，这篇文章入选初中语文教科书，此不做赘述。
04 具有嫉恶如仇，真挚浓厚的感情色彩
宋代政论散文几乎没有一篇不具有感情色彩的。文章要说服人，要打动人，就必须触动人的心弦，引起共鸣，产生共同的思想、共同的感情，乃至说出共同的语言，这是只靠单纯的逻辑推理很难办到的。
政论文的要求之一就是要明确表白自己的观点，或褒或贬，或赞同或反对，决不允许处子调和的模糊状态，因而作者的思想感情，或爱或恨，或同情或鄙视，无不毕现于读者面前。
况且文章的作者大都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与国家利益一致，都处于风雨同济的破船上，既明确地看到破船上漏洞百出，势在必沉，又痛惜焦急地费尽心机，力图挽救，这种哀怨悲凉的情绪不能不在体现作者思想感情的文章中流露出来。
它们大体可分两类:一是作者头脑冷静，息心沉思，力图出谋划策，这种文章条分缕析，感情较隐伏，一般看到的多是理智的折光，故有人据此得出政论文不需要感情的片面结论；二是为抒心中嫉恶如仇的正义感，或因强烈的责任感、屈辱感驱使而发的。这类文章热情洋溢，似奔腾大河，感情一泻无余，十分感人。
如欧阳修“发于极债而切责之，非以朋友待之”的《与高司谏书》，陈亮的“臣不胜愤悱，是以忘其贱而献其愚”的《上孝宗皇帝第一书》；胡铨“义不与秦桧等共戴天日”，“不然巨宁赴东海而死，宁能处小朝庭而求活耶”的《戊午上高宗封事》。
它们不是抽象的说教或空泛的豪言，而是火一般政治热情的自觉喷发。陈亮在《第一书》中曾悲愤地发问：
“今举一世而忘君父之大仇，此岂人道所安乎?……南师之不出，于今几年矣，岂无一豪杰之能自奋哉。”
并警告统治者：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之无帝，惟惠之怀……苟国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将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礼乐之旧，祖宗积累之深，以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系也。”
他的《第三书》中也指出“二圣北狩之痛，盖国家之大耻而国家之公喷也。”真可谓痛心之言，句句滴血，悲愤之语，催人泪下，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披肝沥胆的爱国之士忧愤至极的形象。
与陈亮相比，胡铨的《戊午上高宗封事》具有更为强烈的爱憎情感。文章开篇就骂卖国贼王伦：
“本一押邪小人，市井无赖，顷缘宰相无识，遂举以使虏。专务欺诈，斯周天听，骤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齿痛骂。”
然后指出：
“今内而百官，外而军民，众口一谈，皆欲食王伦之肉，谤议汹汹，陛下不闻，正恐一旦发作，祸且不测。臣窃谓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
又进一步提出愿斩秦桧、孙近、王伦三人之头，以伸民气，以励民志，表明抗战的决心。这篇文章感情充沛，义正辞严，议论中肯，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总而言之，宋代政论散文不论形式上呈现何种面貌，它们表现的内容在实质上都是一样的，即为自己的政治功利服务。政论散文在宋代大量地应时应世而出，以其尖锐惊人而又合乎情理的见识，灵活机智，咄咄逼人的雄辩，汪洋悠肆狂放不羁的气势，曲折细密，绵中藏针的文笔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较为完整的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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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唐朝散文的特点、主要作者及作品？
唐代散文的特点
唐代散文是继先秦两汉之后，我国散文创作的又一高峰。
散文就形式而言，从讲究对仗用典、崇尚声律藻饰的骈文，变为单行散句、接近口语的“古文”，这是唐代散文文体通俗化的革新。而表达的内容也远较骈文深广得多，世俗化得多。出现了一些旨在寄意喻理和为城市贫民立传的人物传记，如韩愈《马说》、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这在六朝骈文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唐代散文主要有骈文、古文两大类，古文则代表唐代散文的主要成就。
骈文在唐朝是作为官方诏制表状书判的应用文字。唐朝的骈文务实切用，改变了六朝骈文的积弊。表现在魏征、陆贽等人的章奏疏议中。他们讥陈时病，谏诤朝政。另一方面在对偶用典、声律词藻上，不像六朝骈文那样逞才尚华，能够明白晓畅、气宏辞丽和精致华赡。唐代骈文总的变化趋势是散化。
唐代古文，与骈文相对而言，是一种奇句单行，不讲声律对偶的散体文。它既继承了先秦两汉散文内容充实、行文自由、朴实流畅的特点，又提炼于当时的口语，因而其表现力远较骈文丰富灵活。
永贞至长庆年间，是唐代古文运动的极盛时期。一批文人抱着行道济世，兴利除弊之心积极参与，古文运动的高潮的形成。古文运动，人才辈出，既有韩愈、柳宗元作领袖，又有刘禹锡、白居易等一批参与者。他们互相切磋，造成声势。在理论上也有较明确系统的论述，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张，阐发了文道相辅而行的关系。在各种体裁的创作中几乎都有突破或创新，并形成了各自的鲜明风格，如韩文雄浑奇崛，柳文精深峻洁，被奉为后世古文的楷模。
韩 愈――以尊儒反佛为主的有《原道》、《论佛骨表》、《原性》、《师说》等，有嘲讽社会现状的杂文《杂说》、《获麟解》以及著名的祭文祭十二郎文》；
柳宗元――寓言故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哲学论著有《非国语》、《贞符》、《时令论》、《断刑论》、《天说》、《天对》等。
宋代散文-唐宋散文的比较？
老大 这是所有资料了
宋代的古文运动，虽然是韩、柳古文运动的继承和发展。但欧阳修、三苏、王安石、曾巩在散文创作上，却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宋代的散文风格，和唐代的散文风格是不大相同的。大致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宋代散文舍弃了韩柳散文的古奥艰深、「沉浸浓郁」的特点，发展了平易自然、「文从字顺」的特点。欧、苏、王、曾的长处虽各有不同，但却有共同特点：他们的风格比起唐代散文更见议论透辟，叙事生动，写景自然，抒情真实，这些完全是在适应历史的环境下发展起来；更切合当时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需要。因此，宋文对后世的影响远较唐文为大。
二、谋篇布局不大相同：唐文讲求纵横开阖、波澜起伏的气势，在转折连接处，讲求出人意外；宋文贵乎迂徐舒缓，不露锋芒，要如行云流水，舒展自如，洋洋洒洒，而又富有逻辑性和表现力。
三、语句安排不大相同：唐文注重推敲字句，时杂入险怪新奇句式及字眼；宋文平顺简易，语言通达流畅，最为特色。
中唐时代韩愈、柳宗元领导的古文运动，到了晚唐五代，李商隐、温庭筠等人，专事写作追求辞藻和专求华美的四六骈文，六朝风气又盛行起来，一直蔓延到宋初。那时，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主盟文坛，诗文学李商隐，恢复了骈丽文，由于杨亿编有一本《西昆酬唱集》，参加酬唱者，除上述三人外，尚有十四人，在诗集序言中，杨自述其诗是「雕章丽句，脍炙人口。」他们喜作骈文，一样是不顾文章的内容，只注意形式上的对偶工巧、音调和谐，和字句的美丽而已。这风气在文坛盛行了三四十年。欧阳修说：「杨刘风采，耸动天下」可见西昆体势力之盛。
当时文士石介、柳开、孙复、穆修、尹洙等，虽鼓吹古文运动，主张文道合一，提出「明道」、「致用」、「尊韩（愈）」、「重散体」、「反西昆」五点，用意甚善，但在创作上，成绩不大，因此未能扭转风气。直到欧阳修出来，才能继承韩柳功业，一扫「西昆体」作风，使宋代散文获得巨大的成就。
欧阳修在政治界学术界占有重要的地位，威望很高。他不仅是散文大家，诗、词、骈文也是一代名手。倡导古文运动取得成功，是因他不是专发议论，同时在创作上也有优异的成就。同时，有他的朋辈尹洙、梅尧臣、苏舜钦等切磋，门下士苏轼、曾巩、王安石等推动，古文运动便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集团，而达到比韩、柳时代更有力更普遍的成就。
在文学思想上，欧阳修是重道又重文，先道而后文。他说：「圣人之文，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答吴充秀才书》）又说：「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还提出学者要以韩文为学习对象：「学者当至于是而止尔」（《六一题跋》）。后来，韩文竟行世三十多年。由于古文运动成功，散文得到发扬光大，便取代了骈文地位。而唐、宋古文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的散文系统因之建立，成为后人不可动摇的典范。
北宋的古文运动，是以复古为号召的文学革新运动，在欧阳修、王安石和三苏的大力倡导之下，继承了韩、柳的成就，进一步摆脱汉魏以来辞赋家习气，一直影响到明清。晚明的归有光、唐顺之（唐、宋派）、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公安派）、锺惺、谭元春（竟陵派）和清代的姚鼐（桐城派）、曾国幌等，都是沿着八大家的道路前进。这个运动的余波，到了近代五四新文学运动起来，才衰落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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