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散文的特点是什么？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汪曾祺曾说过：“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姑娘似的话……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因此品读汪曾祺的散文好像聆听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谈话，虽然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汪曾祺的散文写风俗，谈文化，忆旧闻，述掌故，寄乡情，花鸟鱼虫，瓜果食物，无所不涉。在《夏天的昆虫》中，他向读者介绍了蝈蝈、蝉、蜻蜓、螳螂的品种、习性和孩童捕捉昆虫的情形。如他说：“叫蚰子（蝈蝈的俗称）是可以吃的。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树枝火中，一会儿就熟了。味极似虾”。说北京的孩子在竹竿上涂上黏胶捉蝉。作者小时候用蜘蛛网捉蝉。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绞，三角里络满了蜘蛛网。瞅准了一只蝉，轻轻一捂，蝉就被黏住了。读到此处，不觉会心一笑，好像说的就是我自己童年的情形。文如其人，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质朴，不事雕琢，缘于他心地的淡泊和对人情世物的达观与超脱，即使身处逆境，也心境释然。在被打为右派下放劳动的日子里，他奉命画出了一套马铃薯图谱。他认为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是“神仙过的日子”，画完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二人。”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的文学》和《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汪曾祺写的四方食事的主题特色？
（一）关于汪曾棋的散文
汪曾祺的散文在取材上自由自在，具有无拘无束的散漫性；营造气氛来书写情感，具有天然的随意性。但他更多的则是表现出他自己的个性和风格。
首先是他散文的滋润观。滋润观表现在两个方面：1．是全方位的一种审美自觉。汪曾祺的散文讲历史讲掌故、讲花草虫鱼、讲四方食事，尽管不是有意识的以说教为目的，也不是以某种价值来取舍，但却是自觉的以滋润为前提。比如《四方事实》中的《口味篇》，他海阔天空，从内蒙的吃羊肉讲到家乡的虾，再从云贵川的辣延伸到山东吃葱。无边无际的事实既给人以美的享受，却又把一个美好的愿望：“有些东西，自己尽可不吃，但不要反对旁人吃”深埋其中，让读者在悠闲享受之中又得到一次宽容的滋润。2．滋润的最终目的是文化的休息。这种文化的休息的内涵一是带有文化气息的，二是健康的，三是悠闲的。汪曾祺认为，散文应该向读者提供文化的休息，因此他的散文创作动机非常善良。他的作品的内在情绪是欢乐的，即使是写一些痛苦的话题。如身体上要命的牙痛，他都会“泰然处之，而且有点幸灾乐祸的想：我倒看你疼出一朵什么花来!”汪曾祺虽然信奉他的不伤感，但他绝不是一个娃哈哈式的开口笑菩萨，一个施舍廉价微笑的老头。他虽然常带微笑??因为他要读者到他的散文的宁静港湾里来悠闲一会，但展示在读者面前的却是五味俱全，五光十色的生活。不由得叫你在悠闲中增长一点知识。
其次是他的审美理想：以和为贵，在平等和宽容中实现和谐。汪曾祺的散文崇尚和谐，这和他的滋润散文观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因为他要让他的读者到他的散文中来作文化休息，这个天地的和谐就变得格外重要了。汪曾祺比较克制和宽容。他长期生活在北京胡同中，对于精义是忍的胡同文化比较熟悉。但他并不是一味迁就胡同文化，而是用他的水性对胡同文化进行改造，形成汪氏的胡同味。这种改造说起来并不奥妙，就是崇尚平等，以此把他的宽容和胡同文化中的消极的忍划清了界限。尽管这种平等崇拜是朴素的原始的，但却使汪曾祺的创作富有生命力，变得积极生动起来。如在《林肯的鼻子》中，它对美国人喜欢摸林肯头像的鼻子(因为摸了会有好运气)感慨无比。发出了“谁的鼻子都可以摸，林肯的鼻子也可以摸。没有一个人的鼻子是神圣的”的呼喊。并由此延伸出这样的结论：“自由是以平等为前提的。在中国，现在很需要倡导这种created equal的精神。(选自范培松《序言》。)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