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自称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请结合他的作品谈谈对这句话的理解？
汪曾祺以特有的书卷气、人情味、风俗画和文史感，将乡土情绪浓结在人文底蕴之中挥洒尽致，成为文化型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
曾自称为“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的汪曾祺专注那些活跃于街头巷尾、行走在乡间小路的凡夫俗子，专写其喜怒哀乐、百态人生。
人道主义的核心在于肯定人的价值和人性自由，肯定人对快乐的追求和享受。汪曾祺师承《边城》那种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背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文学传统，其小说有意识地将人生形式诗化，发掘人性中的诗意部分，从而实现对人的价值、对人性的肯定。
其作品表现出特有的东方乡情是对时代和经验的感悟和超越，在乡土文化的生存状态和生存价值中注入了人性的光辉力量。他在《晚翠文坛》中曾说：
“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上多一些。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
于此，汪曾祺的小说常常充满了“仁爱”的人道主义光芒。
01
汪曾祺的作品中，茶楼酒肆、当铺作坊、社会世相、人情风貌都是他关注的内容。
《大淖记事》中的大淖，四季恬美静谧的境界在温柔多情的笔调中显现出来，浓淡成宜的乡土气息在读者与作者之间荡漾。
更为重要的是，汪曾祺在悠悠的恋乡情结中营造了地方文化氛围，并在对市井生活进行轻描淡写的演绎的同时，将感觉的外化和情绪的表现融入字里行间，从自然的光辉中折射出人性的风采。
《黄油烙饼》中，从沽源县城的庄稼地，蘑菇圈与马兰花的特殊情调，萧胜与奶奶的感情渊源中，都可以捕捉到纯朴的民风中所裹挟的层层亲情，在看似平凡景物简单勾勒的背后实已蕴涵着温馨的人性。
“他现在知道，奶奶是饿死的。人不是一下饿死的，是慢慢地饿死的”。
在美丽文字的背后，潜伏着的却是如此笃厚、如此深重的爱。沉淀在汪曾祺小说中的童真、自然、人情交叉融贯在富有人文气息的乡土生活中，从而生生不息地传达出中国传统乡土文学的张力和华夏民族积蓄的东方情感的伟力。
这种力，不是作为原始的自然状态下的纯生物学上的单一因索，而是与其作品水乳交融萌生的，是一种已经和将要被时代变革释放出来的人的生活能量的具体揭示。
当代著名作家马识途在《想念汪曾祺》一文中说：
“他是追求王维的‘境界’，他似知堂的脱离烟火气，他的幽默和趣味。颇师承沈从文，但他是人世的，关注世道的，他从未逃避生活。他同情那些苦人，从他们的受苦中提炼出人性美来，给人看到希望和美好未来。”
或许是源于生命的本能，或许是诉诸精神的形式创造，或许是对人文观念的偏爱，汪曾祺的“境界”，是一种割舍不了的文化情结。
他总是满怀敬意地开掘出普通劳动者身上的内在的性格力量和精神美，同时，他也对劳动人民在旧社会深受的重重苦难表示深深的同情。
在他的笔下，各式人文景观普遍浸入了乡土情怀的诗性和人文主义的情趣，散而不滥，灵而有质，无不让人在那些苦难的生活中深味出“希望和美好”的温馨和纯真。
这不仅仅是汪曾祺对故乡的留恋，更重要的是烘托出了他的一种雍容，悠然的文化心态，这是一位真正经历心灵磨难的知识分子在更高层次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归。
02
汪曾祺的乡土小说中有一系列人物群像素描：《羊舍一夕》中小吕、老九、留孩和丁贵甲四个孩子。《岁寒三友》中的王瘦吾、陶虎臣和靳彝甫。人物之间起承转合，处处都笼罩于一片抒情意境之中，闪现着淳朴憨厚、正直善良的风土人情。
《羊舍一夕》中的小吕渴望成为一个真正的果园技工，边在车上打磨树剪边盘算着买把嫁接刀，老九回忆放羊之际仍专心致志地打了一晚上鞭子，还有奶兄弟留孩和丁贵甲当小羊伴子的生活场景……汪曾祺一点一滴娓娓道来，结尾处写道：
“灯已经灭了，炉火也封住了。但是从煤块的缝隙里，有隐隐的火光在泄漏．而映得这间小屋充溢着薄薄的，十分柔和的，蔼然的红晖。”
在现今人际疏离的孤独感与恐惧感中，去包装掩饰人们自身奠名的焦虑和蛊惑之际，汪曾祺这种诗化情化的描摹自然而然地建筑起现代人梦寐以求的精神家园，将那失落已久、难以唤回的人性重现出来。
《岁寒三友》亦是如此，王瘦吾、陶虎臣一贫如洗之际，靳彝甫慷慨解囊相助，给他二人一人一封一百洋钱，三人如意楼会酒：
“靳彝甫端起酒杯说：‘咱们今天醉一次。’那两个同意。‘好！醉一次！’这天是腊月三十。这样的时候，是不会有人上酒馆喝酒的。如意楼空荡荡的，就只有这三个人。外面，正下着大雪。”
这几句话写得极妙，既有传统小说描写的痕迹，也有东方古典美的气息：
大雪纷压，酒暖人心，从前面王、陶二人的落迫和靳彝甫的发迹的集中描写，到如意楼酒会的点到为止式的勾勒，那种朴实、祥和的人情美也被和盘托出，清新自然，回味无穷。
汪曾祺以自己的乡土情结重塑了这种人文精神，表现出古老悠久而富于永久年轻情趣的乡土风情和人性魅力。
这极富美学价值的诗情画意、朴素典雅的审美物象，与当代人的审美心态、渴望和理念相契合，似水柔情的笔调、佳期如梦的画面，的确让人的心灵震颤。
《羊舍一夕》和《岁寒三友》带给读者的，不仅是一种对精神世界的渴望和对某种人生际遇的痴迷，更令人感到那还未被世俗化和功利化的社会所淹没的心灵世界的澄明和清莹。
03
东方乡情的重要特点在于儒释道三流合一中，经历史的沉淀强化凝聚而结晶；而这种乡情的回归，仅仅靠对时代的感悟或悟性，还只是停留在生活经验的体验上。
汪曾祺审慎而坚定地跨出了这个圈子，他在关心乡土文化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价值、追求完美和纯粹的人性中发挥了乡情优势。
其作品从《汪曾祺短篇小说选》的“较多抒情性”到《晚饭花集》的“较多哲理性”，汪曾祺在打破小说、散文和诗的界限中信手拈来轶闻逸事、细民小节，行云流水的淡泊清淳里绽放出人性美的花朵。
他并不单纯依靠个人丰富的经历和强烈的情感意愿，既没有个人风格形成过程中的大裂变或者大跳跃，也没有生吞活剥式的摹仿和自我意识的膨胀。
他虔诚地操纵着自己所熟悉的语言，从追求崇高理念的深厚层面到展示真实无讳的情感世界，从乡土情结的氛围中提炼人文精神，从而在心绪的更深层轨道上咀嚼人生。
汪曾祺曾在《自报家门》中写道：
“我觉得儒家是爱人的，因此我自诩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
因而，汪曾祺的这种人生咀嚼便平添了“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甘人多”的宋儒风范。这又使得汪曾祺的小说饱浸了人情味、情思性和审美感，因而也减轻了苦难主题可能引发的滞重和压抑。
于是人世间的悲哀、可怜、委琐等一切乏人兴趣甚至让人鄙薄的行为作派，一旦到了他的笔下，就顿生出脉脉的怜情，苦绵绵的酸涩，变成了人类共同的苦恼和弱点的提示，变成了人性涨落的一种暗示。
《大淖记事》中失了身的巧云和被打得半死的十一子，似被情节淡化但绝对率真的爱情观不断折射出人性意志的坚强，让人或悲或喜中领略到一种沧桑的幸福和酸楚的甜蜜，书中写道：
“‘你值么？’‘我值。’ ‘十一子，你真好！我喜欢你！你快点好。’‘你亲我一下，我就好得快。’‘好，亲你！’”
轻松淡雅的生活情调，三言两语的对话似乎成为一种输送人类精神信念的表层依托，巧云和十一子的典型意义悄然无声地升华到了人性的高度。
《大淖记事》略去了对巧云与十一子典型化和个性化的表现和描摹，却用心灵轻轻吟唱了由来已久的历史感和中华民族坚贞圣洁、崇高伟岸的精神颂歌。
如果说《大淖记事》展示了纯朴的情感世界，那么《故里杂记》则是另一种提示和暗示。李三和侉奶奶是两个极具反差的农民形象，李三是小市民型的“新农民”，官衔颇多：地保、更夫、庙祝。他既做善事，又贪小便宜。
侉奶奶则是小生产者的“旧农民”，一生节俭，几近吝啬，穷困至死也不卖那几棵榆树，种种丑形，憨态可掬，跃然纸上。
汪曾祺将这些细末微节不动声色地俯撷转述，既自然风趣，又有文化底蕴，一方面贯注了人的理想愿望和审美需求，另一方面揭示出中国人性格、行为中的文化内容，引起读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般的深层思索。
再如《晚饭后的故事》中郭庆春生活道路和爱情幸福的阴差阳错，《晚饭花》中李小龙的黄昏：
“要是没有王玉英，黄昏就不成为黄昏了。”
都给人一种久荡于心的命运感慨和哲理探寻。的确，汪曾祺的人道主义不带任何理论色彩，很朴素，就是对人的关心，对人的尊重和欣赏，让人真实而完整地感受到人们的生存状态和文化心理，既是返璞归真――对乡土的再现，又是抒写美感――对文化的追求，更是展示人性――对精神的超越。
汪曾祺用平平常常的思想感情去了解他们，用平平常常的方法去表现他们，在那些不事浮华、质朴自然的形貌中，透示出其抒情式的现实主义功力与人道式的浪漫主义印迹，在对乡土一如往昔的关爱和呵护之中，在与人事景物朝夕相处的市井生活之中，把东方型的酸甜苦辣揉进了心心相印的肯定与反思的笔端。
汪曾祺不是消极地咀嚼往昔的小悲欢，而是饱含着一种从历史的怀恋中来温热今天生活的高尚质朴的感情的，这也使他的作品在认识性和审美性中增值。
04
“花探深，柳阴阴，听隔院声歌，且凉凉去；月浅浅，风翦翦，数高楼更鼓好缓缓归。”
这是汪曾祺《<戏联选萃>序》中选收的贵阳江南会馆戏台的一副对联。
或许有与此联灵犀相通的神遇，有人称其小说隐隐带着秦少游的流风遗韵，也有人称他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或许也是在一种朴素、真挚的深花阴柳、浅月翦风的乡情中宣泄“凉凉去”“缓缓归”的行吟诗人般的情怀。
读汪曾祺的作品，他在生生不息的大自然中寻觅乡情的天然，在历史缓慢沉重的脚步中孕育人文的凝重，使人在“听歌数鼓”中“且去好归”，体味出自然生命的灵性，面对乡土生活的赐予和时代的深沉思悟，会感觉到现代人心理容量的微妙扩张。
人类的一些正常感觉，往往会在很惬意与感动中，被一手掐死在自己框定的思维模式里，熟视无睹的人事景物都会变得麻木不仁。
而汪曾祺呢？抑或他也曾困惑过，然而也正是这些困惑中的深层思索，使他真切领悟到生命的意义和人性的光辉，从而唤起他对曾失落已久的东西的探寻。
他重新站在另一个高度，另一种方位，在传统与现代、在东方与西方的上下文关系中嵌入乡土情怀和人文精神、现实内容和历史内涵。
他以其特有的民族身份所固有的观念与意识――渊源于东方乡土文化的浸渍，得益于江南水乡和北方名家沈从文的熏陶――凸现在乡土文学之中。
小说《受戒》是倍受推崇的一篇名作，这既是一篇对扼杀人性的批判宣言，又是一曲爱情的动人之歌。
明海和小英子的爱情，极富顽童的野趣，更具初恋的圣洁。受戒不外是领一张和尚的合格文凭，但在明海的记忆深处，当小英子：
“挎着一篮子荸荠回去了，在柔软的田埂上便留了一串脚印。明海看着她的脚印，傻了。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明海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连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
如果说《复仇》中的“他和和尚”还是人情美的复苏，那么《受戒》中的明海和小英子的爱更具有了人情的生动、丰富和理喻性。汪曾说：
“我写《受戒》，主要想说明人是不能受压抑的，反而应当发掘人身上美的、诗意的东西，肯定人的价值。我写了人性的解放。”
他也在《关于<受戒>》一文中说：
“我认为和尚也是一种人，他们的生活也是一种生活。凡作为人的七情六欲，他们皆不缺少，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
明海和小英子最后是划进了芦花荡：
“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
《受戒》和《大淖记事》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人性解放的再现，人性力量的揭示，风土人情的召唤，古老悠远的乡土外壳里分明包含着生命价值的灵气，质朴凝炼的语言环境中镌刻着历史斑驳的划痕。
秦月汉关式的凝重，小桥流水般的轻灵，无边似春雨的乡情，萧飒如秋月的民风，心底那挥之不去的恋乡情结，凝聚了厚重深沉的人文精神。
习以为常的自然景致和人文地理在汪曾祺的笔下，重新让人审视到一种人性的悸动，感到一种新生和来自乡土民情中久违的震撼。
05
读汪曾祺的作品，让人不再满足于乡土题材的撷取和小说技法的纯熟，不再迷恋飘逝已远的情愁，不再沉浸于自然形态的趣味。
我们重新获得的是信心和力量，我们不断地从中感到一种人生感与历史感的存在，一种生活理想的贯彻与流淌和一种人文精神的宣泄与渴望。
注曾棋小说中乡土情结的人文精神所构筑的情趣和意境，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不是由情感去简单机械地支配对实现我们种种欲望的关注，而是一种对生命意义，对人的自我实现，对完成生命向我们提出的任务的终极关注。
如果说《七里茶坊》中老乔一句“中国人都辛苦啊”，让人领略到其在表现中国人地道的朴实美丽中，对国人命运所实现的关注，那么《异秉》中王二“我解手时，总是先解小手，后解大手”的解释更让人觉出这种关注的深刻性。
陈相公、陶先生想发财，听了王二的话后，陶先生“一头走进厕所，发现陈相公已经蹲在那里。”，读罢不禁令人哑然失笑。
汪曾祺关注的背后则是一种深邃的人道主义的“反思”，这既是中国人对本民族和人类命运的一种关注，又是对历史和社会的深刻警示和思考，他在咀嚼历史和传统的人文精神的同时，在对民族、人民美爱的同时，点亮了一盏烛照现代人文意识的艺术明灯。
汪曾祺的创作，兼有诗歌、散文、小说的特色，构成一种新的文体美。集乡土味、冲淡味和诗味于一身，朴素的写实，平实的叙事，景色清幽而不矫情，用笔淡泊而不炫耀，他笔下的人物有的并不在生活的主流之中，却显示了生活浪潮的浮沉，有的也不是生活推动的英杰，却触及了生活张弛的经纬。
他一字一句、有板有眼地去塑造形象，淡化了故事情节，加重了故事的诗性，化乡土为背景，辅文化以点饰，以人性来贯穿，足可谓抗拒了时尚的蛊惑，超越了流行思潮的蔓延，恰恰体现了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的冷静、勇气和魄力。
汪曾祺不仅是如此举起了乡土文学的一面大旗，而且他生前悄然给中国文坛吹过的清新之风已熏陶了一代作家，他那恬淡静美的作品也为他留下一个永恒的生命丰碑。
回答完毕。
汪曾祺先生的散文《金岳霖先生》的感想？
有一种爱，在这个时代已经不存在了
汪曾祺写过一篇《金岳霖先生》，其中有个这样的细节，说是林徽音去世多年，金先生忽有一天郑重其事地邀请一些至交好友到北京饭店赴宴，众人大惑不解。开席前，他宣布说：“今天是林徽音的生日！”顿使举座感叹唏嘘。
他为了她终生未娶，因在他心中，世界上已无人可取代她。
即使多年后，当他已是八十岁高龄，年少时的旖旎岁月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可当有人拿来一张他从未见过的林徽音的照片来请他辨别拍照的时间地点的时候，他仍还会凝视良久嘴角渐渐往下弯，像是要哭的样子，喉头微微动着，像有千言万语哽在那里。最后还是一言未发，紧紧捏着照片，生怕影中人飞走似的。许久，才抬起头，像小孩求情似的对别人说：给我吧！
林的追悼会上，他为她写的挽联格外别致，“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四月天，在西方总是用来指艳日，丰盛与富饶。她在他心中，始终是最美的人间四月天。他还记得当时的情景，他跟人说，追悼会是在贤良寺举行，那一天，他的泪就没有停过。他渐渐说着，声音渐渐低下去，仿佛一本书，慢慢翻到最后一页。
有人央求他给林的诗集再版写一些话。他想了很久，面容上掠过很多神色，仿佛一时间想起许多事情。但最终，他仍然摇摇头，一字一顿地说，我所有的话都应当同她自己说，我不能说。他停一下，又继续说，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他说完，闭上眼睛，垂下头，沉默了。
多年前我读到这样的话语，一刹那哽咽。那个时代的人，对于感情十分珍惜爱护，爱一个人大约便是长远的，一生一世的事情。因此爱得慎重，却恒久。
他从来没对她说过要爱她一辈子，也没说过要等她。他只是沉默地，无言地做这一切。爱她却不舍得让她痛苦选择，因此只得这样沉默。因为，能够说出来，大约都不是真的。
而如今多见的，却是那等付出一丝一毫都要斤斤计较的男子。发出一定要有回报。计算爱情，一如计算基金汇率，赔本生意，谁肯做。若自觉有些许吃亏，一定加倍讨要回来。面对这样可怕的现实，再看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时候那样动人心魄长远的爱，真是让人心灰意冷。
爱固然值得珍惜，但是要人爱你一时一刻并不难。但是最美最好的，是有个人在至老时候还会想起你，那样深刻，深刻到他一生都从未忘怀过你。
你读过著名作家汪曾祺谈美食的散文吗？
一
汪曾祺作品选集有一本《四方食事》，是以他的一篇散文的名字为书名的。全是选的他有关美食和茶烟等作品。比如《豆腐》、《无味》、《罗卜》、《故乡的野菜》、《干丝》、《四方食事》、《口蘑》、《马铃薯》等。
他的散文，语言幽默、活泼、从容又自然，就像跟你聊家常。看到他笔下的美食，常常读着，不由自主地咽口水。恨不得放下书本，恨不得立刻去尝尝这些美食。这是汪曾祺文字的魅力之处。不过，也有些美食，被汪老写得生动形象。我看着直摇头，怎么想象着，也不会好吃，比如龙井茶包饺子，有几个人唱过这种独特的美食的？我想着，无论怎么调制，味道也不会好吃吧。
《五味》在文章的结尾，汪老这样写道：
茶可如馔，制为食品。杭州有龙井虾仁，想不恶。裘盛戎曾经用龙井茶包饺子，可谓别出心裁。日本有茶粥，《俳人的食物》说人小聚，食物极简单，但唯“茶粥”一品，万不可少。茶粥是啥样子？我曾用粗茶叶煎汁，加大米熬粥，自以为这便是“茶粥”了。……曾经吃过一块龙井茶心的巧克力，这简直是恶作剧！
看到这些，忍不住哈哈大笑。可以想象这个面容慈善，穿着好不讲究的小老头，用笔写下这段文字时的表情，有多可爱。简直像个孩子似的，让读着笑得不行，他却一脸无辜。
二
认识汪曾祺的幽默、大度和豁达，在他的文字中随时都可以感受到。比如他的散文《随遇而安》：
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他说他最初不是右派，是后来“补课”补上去的，因为当时他们系统指标不够。当时汪老是刊物编辑。虽然这篇文章读起来轻描淡写的，其实对他打击很大，差点因血压高犯病。
?
汪曾祺散文中关于美食的散文中，我最喜欢他的《马铃薯》，文章语调看起来轻快、从容，其实文字背后的情感是忧伤的，也很无奈。他被发配到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在那里，他画了成为中国蔬菜图画经典的《中国马铃薯图谱》。特殊的年代造就特殊的成就，就是当初看起来匪夷所思的行动，成为现在的佳话。
在摘掉帽子后的轻松时间里，他开始天天画马铃薯，画马铃薯的叶子，也画马铃薯的花。
三
上个月我外甥女结婚，嫁到泰安附近的肥城县。一路上我们看到整齐的庄稼，怎么也看不出是什么。待下车问正在浇地的农民，才知道一路上茂密齐整的庄稼，是马铃薯，就是我们当地说的土豆。听到他们说土豆时，我立刻就笑了，我想起汪曾祺这篇散文《马铃薯》。
没看过汪曾祺散文而又喜欢写散文的，我觉得应该好好读读他的散文，大有裨益的。
我喜欢汪曾祺的作品，包括文字和小说。汪曾祺的文字风格，有了一定阅历，年龄越大越能体会到他文字的真谛。汪曾祺的人生态度和文字风格，值得现在文人学习。
他的小说的好处，在于文字平淡、质朴，沉静而从容。向你叙述一个不算惊心动魄的故事。他笔下的人物，一般服是生活在社会底层下的小人物。正因此，这些人物更能打动作者的心。
四
文革期间样板戏京剧电影《沙家浜》是汪曾祺的编剧。即便好多中老人不认识汪曾祺，也知道《沙家浜》，虽然是样板，也是经典。可惜，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不喜欢读传统文学作品，更不会认识汪曾祺了。
还好，还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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