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叔没有生命推炭二哥知道鸽子害怕

　　万千记忆抹不去，前尘往事在梦里，清晨相思独憔悴，今生合奏在哪里！青丝一分情一分，桃花盛开定终身，花开花落又一春，不闻郎君旧笛声！　 赞

　　在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盼望奇迹发生，“小鸽子没有死，在嘉陵江下游被一打鱼的老渔夫和他的孙女救上岸了，经过多日休养又回部队了。”“小鸽子当英雄提军官了，穿着笔挺的毛尼军装，来我家看我，告诉我她还活着，活得好好的。”“小鸽子还活着，部队通知我去看她。”……时间一天天过去了，种种假设奇迹一个也没实现，我的心又降到冰点。那段时间我无所事事，坐着火车四处游荡，走到哪里黑就歇到那里。找一个临江客栈旅馆，要了一间干净客房，然后一人出去找酒馆喝酒，有钱时吃鱼，没钱时就花生米、侧耳根、猪头肉下酒。常喝到店家打佯时分才醉意朦胧地回去。有次我醉卧达州宣汉县某临江旅馆，夜半时分暴雨倾盆，河水猛涨，我大怒：就是这狗日的洪水卷走了小鸽子，我要跳入江中游他几个回合，表示我对洪水的憎恶和蔑视。幸被店家死死拉住，否则……

　　但它俨然已经成了一棵行道树。被修剪得整整齐齐的。静静的守候着城市的街道。

　　我不相信眼泪，所以，流淌的只是心灵的潮水；可这心灵的潮水，却并不听从我思想的调遣啊！

　　姨父和我都是第一次上大医院，医院里到处都有问路人，我们也是其中之一，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我们才知道要挂号，这与农村的单纯排队完全不一样。一直生活在农村的人，没有什么大病也不会有人来这种大医院的，我小时候看过很多老人因为没钱上大医院就一直在农村里吃些便宜药应付了事；最终的结束，老人们都已想好，他们知道自己即使是病好了也不会有好几年活了，自己少花钱，少给后人一些负担，那是他们作为长辈唯一能为后人做的了。在农村，有多少老人都是这样终了一生的呢！我，似乎不同，我还是个孩子，我还年轻啊，至少父母能在我身上看到生的希望；若单以生命的长短来衡量的话（这是多数人的衡量标准），我应当还有好几十年活，更何况我的生命之树，到底能长多高都是未知的，也许，未知就是希望所在吧，所以，我应当来到大医院医治，即使家里并不是完全有能力支付一切。排队的人太多，队里都没有人说话，都只是默默地看着前面的那个窗口，前面每走一个人，大家赶忙向前动一两步，似乎离那施舍自己或是自己家人生命的位置更近了。找到医生时，没有多说什么，医生就直接问那里不舒服，问完了就叫我和姨父去作相应的检查。找到抽血的地方时，也是很多人在排队，排队，成了上医院必做的一件事情，是啊，还有无数为了渴求生或只是渴求健康的人。我看到队前面有一个约有六七岁的孩子，他的胆子很大，他目不转睛的盯着那针抽他的血，他没有却没有哭，只是一脸的好奇；我不害怕伤口，也不害怕血，也不害怕那锋利的刀刃，而那时的我却害怕，因为我害怕的是锋利的东西跟伤口或是血扯上了关系。那些护士，她们是天使，在她们的眼神里找不到一点害怕的影子。我说不出我为什么害怕那种关系，只知不能常看到那些场面，久了心里会难受，有时就会晕过去，这也是后来高考后我违背母亲的意愿没有选择从医的原因。我的身体也即将和那些锋利的东西扯关系了，我心已经在颤抖，像是一个在断头台前渴求刽子手不要挥下大刀的人一样，全身都在颤抖。但，我不得不接受，因为我知道生命更重要，我不想失去生命，而这是我得到生命的办法。当时正冬天，轮到我抽血时，医生叫我把厚衣服脱掉，我却十分不愿意，我很少在人多的地方脱衣服，心里总是觉得怪怪的；我也多希望医生那颗针隔着厚厚的衣服从我的手臂扎进去，那样只会插进去一点点，我知道即使插深点也是一样的痛，可我会觉得心里好受些。而，一个病人，对于医生护士的话能不听么？他们的话都得当救病良药一样全部吞进肚子里，我们不敢也不能有半点的反驳。脱掉衣服后，医院却不是很冷，毕竟还留有一件衣服；护士用橡皮管把我手臂系紧后我就开始咬牙了，在针进入肉和血管前我就要咬紧牙关；我不是因为痛，而是因为一种恐惧，那种恐惧比那颗针还要锋利，悄悄的扎破了皮肤，钻进了血管，将我的内心击得支离破碎；我从来没有看过针到底是怎么样扎进去的然后又是怎样出来的，每次都只是在护士叫我按好棉签时才回过头的，我看见的只有那小手指大小的玻璃管里装着半管血液，像是我拿去交换生命用的。

　　　　　　　　　　　　　　　　　　　　　　　　　(散文编辑：江南风)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鲁北地区还很穷，虽然艰难熬过了三年自然灾害，但家家户户还是缺吃少穿，火柴两分钱一盒，很多家庭时常借用，烧水做饭的烧柴更是困惑生计的难题，母亲常常为一顿饭的烧柴守着冰冷的锅灶黯然神伤。　　那年我大概十六七岁，还上高中，冬季就要来临，入冬前去黄河南推炭是黄河以北地区老百姓必选的途径，一个家庭一个冬季至少需要千八百斤烧炭。我弟兄四个，大哥三哥三年灾害时期饥饿落下疾病，去推炭显然没那力气。二哥身体略显健康，但独轮脚力车一个健壮　　的劳力也就推七八百斤，二哥的体力也只能推五六百斤，如果二哥推一趟炭回来，一个冬季全家的烧炭还缺四五百斤，若到集市购买，市价2.5—3分钱一斤，四五百斤炭需15—20元，那个年代，这二十几元钱却成了农村家庭的天文数字。我不愿爹娘为难，特别是有时看　　到娘为一顿饭的烧柴无奈发愁的时候，总是咬着牙暗自较劲——得替爹娘分担这份“燃眉之急”。　　一天晚上，爹和二哥还有几位叔兄商量去推炭，我说：“爹，我也去吧”，“不行，你推不了”，爹应着。第二天，不知哪儿来的那股子劲头，驱使自己瞒着父母从姑父家借了一辆车，备好行李准备和他们去推炭。那天正是镇上大集，姑父和爹在集市撞见了面，说了我　　借车的事，爹回家后问我借姑父的车放哪儿了，我照实说藏在生产队的牛棚里。爹又问我真愿去吗，我应着，就这样我成了这帮“推炭大军”的一员了。　　当天，一百多里的路程，脚板都磨出血泡，我们蹲在路边的车马店喝口茶氺，把一个个血泡挑破，好再赶路。堂叔是我们这帮“推炭大军”的头，大家都听他的，他有个朋友是矿区的护矿员，是推炭认识的，还拜了把子，堂叔几乎是给我们下命令：“午夜前必须赶到煤　　矿”。　　见了堂叔的朋友，他几乎没说话，就让我们装车，堂叔悄声告诉我们：“快点装车，尽量多装，他们不验磅”。我知道这似乎是“监守自盗”，心口怦怦直跳，但还算利落，不一会，大家都把一袋袋炭装满车，扎紧捆实，每人给了验磅员10元钱，开了票据，堂叔的朋友　　跟过来说：“快走吧，路上小心有人查。”我们一个个像做贼似的，车子的盘带勒的脖颈挑着青筋，吱吱嘎嘎推着炭车，弓着腰像一串甲壳虫，艰难地“蠕动”在矿区的山谷里……　　矿区的山谷，夜莺不时地哀叫，令人毛骨悚然，我的腿有点打软，但吃力地硬撑着，堂叔和二哥见状，把我车子上的两袋煤炭倒在他们的车上，天刚蒙蒙亮我们就走出了“矿监区”，大家浑身瘫软地躺在了路边……　　往返三天的路程，快到家的时候，我们就像打了胜仗凯旋的英雄，大人们在村头接我们，进了家门，母亲忙着生起炭火给我们擀面，爹和大哥忙着过秤秤炭的分量，二哥推了670多斤，我推了500多斤；邻居的几个婶娘也过来帮娘一块做饭，她们在说笑间炒了几个菜，父　　亲和“推炭大军”的头（我的堂叔）兴奋地端着酒盅边吃边聊，堂叔显得更加骄傲，因为他的朋友，每人推的炭省了五六元钱。我知道，请堂叔过来吃饭是父亲对他的酬谢，我吃着热腾腾的面条，堂叔几盅酒后脸红到脖根，夸夸其谈炫耀着自己的能耐，不时夸我两句，　　还往我碗里加菜，我没在意他们的谈话，只是看着娘脸上的笑容，心里有种踏实的感觉，娘今冬再不会为灶柴发愁了……　　

　　　　　　　　　　　　　　　　　　　　　　　　　(散文编辑：散文在线)

　　而我呢？哪怕就此老去，只愿化身那可爱的麋鹿，在梦魂湖畔，悠闲自在地漫步，从此，不必在乎尘世间的悲欢离合，不必在乎生命中的情纷意乱，也不必在乎沧桑变更寒暑侵染……

　　兰草在日记中写道；“有时明明是错误的决定，却还在苦苦坚持，只因心中不肯服输，有时明知道是没结果，却不肯放弃，只因心中依然有爱，其实，有时放弃才是真正地开始。我真的累了，活得太辛苦，太艰难了，哪天我累了，也就是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了。”　 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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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每个人在决定放下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心情吧，而我只是其中渺小的一个，不会是第一个，也永远不是最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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