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早晨,我带着孙女出门,和孙女走到电梯口,看到邻居男主已在电梯里,一脸急急忙忙赶上班的样子。想到我带着孙女的磨蹭,就赶紧对他说:“你先下去吧,我待会儿下,我不急的。”
妈妈,您还记得吗?我小时候是多么渴望读书。尽管读书全年级第一,尽管年年班长加三好学生,但是,我年年欠班上每学年3元五毛钱的学费;教珠算了,因为太穷买不起算盘,只有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打算盘;买不起笔,只有卖一支圆心,绑着小棍子写字,写不出来字了,蘸点清水再写。尽管如此,我还是多么希望能继续读下去啊!好景不长,因为家庭出身,我还是在正式上了四年小学后失学了,从此被剥夺了继续上学的权利。妈妈,失学后,我常常借小说看,借不到小说,找到一张废报纸片,也如痴如醉地看一半天,为此,常常遭到您的责骂,您说父亲就是被读书读多了害的,您说读书不能填饱肚子…….,我理解您的辛酸,但是,妈妈,我怎能不读书?离开书我怎么活下去?书成了慰藉我苦闷的无助的孤寂的心灵的唯一的营养。下乡后,从文学到历史,从历史到哲学,从哲学到政治,从千方百计地借书到空着肚子积攒每一分钱去买书,凡是有字的东西,都找来生吞活剥一番,即便是诸如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这样的政治书籍,也硬着头皮似懂非懂地啃下去。妈妈,当改革开放后全国第一次举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我以小学肄业的学历参加自考脱颖而出,成为首批几千名参加自考的人中只有两人顺利拿到汉语言文学专业文凭的其中一人时,您为我感到自豪。但是妈妈,您知道吗,拿到文凭的那一刻,我内心是何等的酸楚!我从小的大学校园梦已经在为生活忙碌奔波的无限辛酸的磨难中灰飞烟灭。
跳跳真厉害呀!不仅能抓大老鼠,还能咬死凶猛的菜花蛇。当天下午妻子和孩子回到家里,我把跳跳咬死菜花蛇的事对他们讲了,又让他们看了阳台上的死蛇。妻子和孩子都大惊,家里竟然爬入了菜花蛇,多吓人哪!要不是跳跳英勇善战,咬死了菜花蛇,我们家说不定有人会受到菜花蛇的伤害。妻子和孩子都抱着跳跳亲了又亲。从此,我们一家都喜欢上跳跳了,我孩子还称跳跳为家里的保护神。
父亲一生从医,跑遍了土家的山山水水,奔走于蜿蜒崎岖的乡村小路,只要有人烟的地方,都曾有过他的脚印,聆听过大地的心跳。在方圆几十里、甚至上百里的土家山寨,有两个人物家喻户晓,一个是覃祥官,另一个就是我父亲。70、80年代,户外墙上到处印有“人人学习贺家坪,个个学习覃祥官”的大幅标语。覃祥官是农村合作医疗的创始人,我父亲便是合作医疗的执行人之一。1998年,因父亲臀部长包,我请假回家看望。单位领导怕惊动我,通过查阅档案了解住处,然后开车一路问到我家。当他们行至原秀峰桥镇时,打听我的名字没人知道,因为我出来工作早,而问起父亲个个都点头。那次,领导的专程慰问,在其乐融融的推杯换盏中,父亲醉得一塌糊涂。
看过《西游记》的人都知道,里面有一段“女儿国”的描写,其中一首诗这样描述:“圣僧拜佛到西梁,辆衡阴世少阳,农士工商皆女辈,渔樵耕牧尽红妆,娇娘满路呼人种,幼妇盈街接粉郎,若非悟能施丑相,烟花围困苦难当。”表现这个国家是一个只有女性而没有男性的社会,全国从国王到百姓,全是女性。然而那只是艺术作品的的艺术描写,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全是女人没有男人的社会。游览了泸沽湖才发现,尽管现实生活中不存在只有女性而没有男性的社会,却确确实实存在“女儿国”,
后来了解到,这两个学生和我摔跤比赛,是因为我去县里参加了二十天的武术培训班。他们想看看我到底有没有真功夫。这个想法真是可笑,幼稚。其实,二十天我连个都没有学会。就学几个基本动作,回学校还得办武术队,真是赶鸭子上架。没办法,是那个年代的政治任务。
我那位同学从他的手机里给我发来了两张照片,一张是他前年中秋节在江西婺源照的,一张是他去年中秋节在安徽宏村照的。
那时的劳动太频繁了,同学们都觉得累,想着法子偷懒,老师就常使用计件法刺激我们的劳动热情。连捡稻穗都是称斤两,捉虫都是数个数。有一次,叶家鑫发现老师在检查劳动成果时,数同学们捉到的虫子不是认真数数,而是随口随意糊弄的,他也想着下次如何偷懒敷衍老师。
1968年,有人将一头奶牛吊上了塔顶,以此来鼓励人们多买牛奶、黄油和奶酪之类的乳制品。
带刺的玫瑰,让人一看便知道美丽与罪恶同在,贪美,可能挨刺。而一枝黄花则不同,它把疯狂的罪恶本性隐藏在美丽的背后。这绝非危言耸听,罂粟花、就是代表。
1860年,他创造了人生的第一个辉煌,完成了当时法国著名的波尔多大桥工程,将长达500米的钢铁构件,架设在跨越吉隆河中的6个桥墩上。这项巨大工程的完成,使埃菲尔在整个工程界的名声大振。埃菲尔肯钻研,敢革新,大胆使用钢材和混凝土,使土木建筑从“土”和“木”中解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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